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百岁院士一生三易研究方向,报奖时总说“算了”
发布时间:2023-03-02

1984年10月的一天,纪念我国原子弹爆炸成功二十周年文艺晚会在北京举办。中国科学院院士周毓麟和夫人徐明月受邀参加。

徐明月那时才知道,“出差”北京20年的丈夫,原来是做核武器研究的。

回到家后,徐明月对周毓麟说:“原来你是搞原子弹的!”

“那你以为我是做什么的?”周毓麟反问。

徐明月笑答:“我以为你是做导弹的。”

后来,这一对话也成为了家中笑谈。

周毓麟是著名数学家、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研究员。《中国大百科全书》这样记载他的功绩:从20世纪60年代起,核工业部第九研究院(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前身)周毓麟等集体研究和完成了大量大型科学计算课题,为原子弹的研制成功、为氢弹的原理突破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。

周毓麟一生三易研究方向、跨越多个领域,留下一句“党叫干啥就干啥”的铿锵之声。2021年3月2日晚,98岁高龄的周毓麟走完了他的科学人生。

今年2月12日,纪念周毓麟百年诞辰学术思想座谈会和特别纪念展览在北京召开,周毓麟近1个世纪的科学人生,随着一本本娟秀工整的笔记、一张张珍贵的历史照片,徐徐展开。

周毓麟

“党叫干啥就干啥”“周先生年轻时酷爱数学理论,后来他把个人成长融入国家和事业的需要当中,三改研究方向。”北京应用物理与计算数学研究所研究员沈隆钧告诉《中国科学报》。

1954年,作为拓扑学“新秀”,周毓麟被选派到苏联留学,因“偏微分方程”更符合国家需要而第一次改变方向。回国后,他在北京大学痴迷地开展着理论研究和教学。

1960年5月4日,36岁的周毓麟迎来第二次重大改变,中午,周毓麟刚结束教学工作,迎面碰到系党总支书记,书记告诉他:“你要调离北京大学,去参加一项重要的国防工作,有什么问题吗?”

“没问题,党叫干啥就干啥!”周毓麟毫不犹豫地说。那时,距离女儿出生仅剩1个多月。

周毓麟向妻子简单交代了几句,当天下午便赶去新单位报道了。新单位是一个“未挂牌子”的院子,那时,周毓麟也还不知道自己究竟要做什么。

周毓麟曾回忆:“过了一两个月,部长们来交底时,才知道是搞核武器研究的。

还让我搞数学模拟、流体力学、爆炸力学等。对于这些我是一窍不通,那就必须要什么就学什么、做什么。形势所迫,责任很重,心气十足。”

这一“形势”便是,1959年6月苏联单方面撕毁《新技术协定》,拒绝向中方提供原子弹设计图纸、模型和凯时尊龙官网的技术支持,并决定全部召回在华的苏联专家。

作为核武器研究团队理论部“八大主任”之一,周毓麟曾不止一次坦言:“我们有这么多人,还有这么多从苏联回来的大学生、研究生,没有苏联人帮忙,我们也能造出原子弹。”他身体力行地做到了。

此前,邓稼先带领理论团队进行两年的理论准备,即将开展第一颗原子弹的理论设计,然而,科研人员在计算验证时,发现炸药爆炸后在内爆过程中产生的压力与苏联专家的数据对不上,科研人员反复验算了9次,结果仍旧如此。数学精确计算的任务交到了周毓麟手中。

周毓麟的好友李德元也在理论部,他回忆说,“我和周毓麟都是做微分方程理论研究的,但是到了九所(即北京应用物理与计算数学研究所)后,却让我们搞数值计算解,完全两码事,完全是从头学起,等于又转了个方向。”

周毓麟带人展开广泛调研,最终选中了冯·诺依曼方法,即“人为黏性法”。随即他开始作报告,组织学习讨论,并指导数值计算组打牢基础,才开始编制内爆动力学过程的一维总体计算程序。程序调试完成后,与特征线方法的结果和9次计算手算结果进行了比较,结果表明:程序编制无误、运行可靠、计算结果都与手算结果很接近,误差只在5%左右。

那是一段几乎与世隔绝的日子,周毓麟每天早晨八点准时上班,晚上乘坐末班车回家,工作到十二点才上床睡觉。日夜连轴加班,周毓麟与学生、故交渐渐失去了联系,他也猛然发现,自己很少抱女儿了。

周毓麟与家人 受访者供图

“过到老,学到老,做到老”沈隆钧用“罕见的数学家”形容周毓麟。

他们曾是共事半个多世纪的同事,“大多人都不太愿意改变方向,从一个熟悉的领域到陌生的领域,不一定能再做出很好的工作。但周先生跨越拓扑学、偏微分方程、计算数学、计算流体力学及计算机应用等多领域,且都作出了杰出成就。”沈隆钧说。

这与周毓麟严谨态度、忠诚爱国密不可分。

改革开放后,国家强调要加强基础研究,周毓麟便开始从事基础理论研究和学术活动,而这时的他已整整20年没有发表一篇文章了,“现在干起来,必须对自己的知识结构作一些技术改造。”这是即将60岁的周毓麟对自己的要求。

这也是他第三次转变方向,投入了又一个20年的时间。

在非线性偏微分方程和计算数学的有关领域,周毓麟进行了高强度调研与学习。

“他每个礼拜都要到中科院图书馆借一大批书回来,研究分析完还回去,下个礼拜再借一大批,骑着一辆老旧自行车往返于海淀塔院和科学院之间,同时还做摘要笔记,非常认真、清清楚楚。”沈隆钧回忆说。

通过较长一段时间的调研,周毓麟发现,有物理与力学背景的非线性发展方程问题的有限差分法应用很广泛,但急需加强深入的理论研究。他决意将差分方法研究同偏微分方程研究有机结合起来,花了一段时间,终于取得了成功。

这更让周毓麟体会到“吃透”基础理论的重要性,他说:“数学源于实际,数学研究应基于实际,并提升为数学方法和理论,回归指导实际。”

北京应用物理与计算数学研究所研究员袁光伟入所工作后,曾在周毓麟直接指导下从事研究工作。周毓麟对科研工作的严谨与全身心投入,让他印象深刻、非常钦佩。

一年春天,周毓麟因胃病住院,在动手术的前一天,袁光伟和沈隆钧一起去医院看望他。还未问候几句,周毓麟便开始说:“有一个问题,我很关心,对于描述能量传输过程的非线性偏微分方程数值求解,通常将差分格式与非线性迭代分开进行理论分析,但实际求解中两者是结合在一起的,能否从理论上严格证明这样的迭代差分格式是收敛的呢?”

他完全没有对即将到来的手术感到担忧。

袁光伟告诉《中国科学报》,当时我国的计算机条件有限,难以开展大规模精密化的数值模拟,而做实验又有限制,必须先做好理论论证与设计,即使现在计算机条件好了,能否获得新的更高效可靠的求解方法依然非常重要。“周先生一直强调,要做到万无一失,所有工作必须建立在扎实的基础研究之上,尤其是在当下不允许做热试验的条件下,更需要为数值模拟建立严格的数学基础。”

在60岁到80岁的20年里,周毓麟再登学术高峰,建立了离散泛函分析的方法和理论,形成了独树一帜的系统理论,引领了国际研究热潮。

周毓麟的言行感动着身边人,而他却平和地说:“俗话说,过到老,学到老。我要与时俱进,过到老,学到老,做到老。”

周毓麟与夫人徐明月 受访者供图

“要我去解释我有什么贡献,我不愿意费心思费口水”“在学习与工作中,会有失败的苦恼,会有困难的煎熬,会有成功的喜悦。尝到甜酸苦辣的味道,才会真的得到一些进步。”周毓麟从不以大师自居,平易近人。

他天性直率,是同事口中的“老周”,在学术上十分较真,从不模棱两可。

中国工程院院士杜祥琬记得,他曾把一份调研报告送周毓麟审阅,他不仅对内容提出了建议,而且对文字的书写规范,例如什么地方该另起一段、段的开头退两格等提出了意见,“我后来也见到周先生写文章的手稿,行文整洁,删改的地方均用笔圈起来,里面再画上斜杠,清清楚楚,一目了然。”

这种性格与他的家庭密不可分。周毓麟出生于上海,母亲对他产生了重要影响,“母亲教我们做人要有志气、有骨气,努力学好,不能自私自利。”周毓麟在回忆时说,犯了错,有时得打手心。

青少年时期的周毓麟活泼开朗、兴趣广泛,画国画、逛书市、看电影、练武术……他还是个“孩子头”,带着小伙伴们玩耍、踢球。

这或许培养了他的乐观心态。60岁之后,周毓麟身体状态并不好,面对他人问候时却常常“自嘲”:“你问的是几号老毛病?”

周毓麟对荣誉、奖项、称号的淡漠,让好友和后辈们深受触动。

在准备报奖材料时,周毓麟总是说“算了”,他直言,“为什么说‘算了’?因为我觉得没意思。为什么没意思?一般人都觉得,原子弹、氢弹不都是物理学家操心的事情吗?要我去解释我有什么贡献,我不愿意费心思费口水。”

周毓麟的学术成就、人格魅力、精神思想至今被学界深深怀念和传承,他的赤子之心、纯粹之爱至今感动着后人。

“国家需要我,是我的荣幸。实际上,我也总是想从更广阔的视野上,不断提高自己对数学的认识。这一点是推动我勇于去改变、去做研究的动力。对我来说,三次转方向就是三次提升。”周毓麟说。(记者 韩扬眉)

来源:中国科学报

责任编辑:桑格林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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